[21]家庭不是分类架，可以以其为名注入诸多不相关因素，而应在各项立法中厘清家庭与个体、家庭与国家之关系。
[29][古罗马]奥古斯丁：《恩典和自由意志》，转引自谢文郁：《自由与生存──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观追踪》，张秀华、王天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77]同前注[16]，[英]史蒂文·卢克斯书，第48页。
确定的事实、合适的罪名、法定的程序、必要的仪式等，都在在彰显着人类即使在处死自己的同类时，见证的将是法的合理性而非自然兽性的那种野蛮，因此被判死刑者即使被剥夺了生命或生存权，他也有权享有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权保有体面或享有葬礼。皮科认为，上帝赐予了人位居世界中央的位置，并对人类的始祖亚当作了这样的叮嘱：亚当，我们既不曾给你固定的居住，亦不曾给你自己独有的形式或特有的功能，为的是让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按自己的判断取得你所渴望的住所、形式和功能。最后卢克斯总结道：人的这三种特性或者说三种能力，使得我们对于社会上每一个独特的个体都应当予以尊重：这种尊重包括什么内容呢？我的答案是，无论它还包括别的什么，尊重人至少包括把他们看作是（实际上或潜在地）自主的、需要隐私的和能够自我发展的。由于理性，人才算是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个体，而不依附于其他外在的权威。不仅如此，人的尊严是不允许以其他价值来替代的，是无价的、绝对的。
自由既意味着行为的自治，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设定自己的人生计划。因而，自由乃是人们能够实现生活计划，且具有完善自我人性尊严的基本内涵。[15]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之五：郑晓琴诉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批准案（2018年10月30日发布）。
伴随着现代文明和社会的发展，破坏婚姻自由的情形较之虐待老人、妇女、儿童的情形更少出现。类似的案例还有如周诗炳与周红海赡养纠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浏民初第06937号。如张某诉蔡某遗赠纠纷案[7]中，张建元所立遗嘱中就该处遗产的继承设定了约束内容，即如我妻蔡某今后嫁人，三间平房归我侄子张某所有，该约定违反了宪法规范第49条第4款，法院认定为无效。我们不仅要考虑国家对教育和培训的资助，而且还要考虑社会保险和其他对老人的资助、补助新生的孩子、制定限制离婚和出卖儿童的法律、制定孩子早婚和其他选择要经过父母允许的法律。
婚姻制度根植于人格自由，具有维护人伦秩序、男女平等、养育子女等社会性功能，国家为确保婚姻制度之存续与圆满，可以制定相关规范，约束夫妻双方互负忠诚义务。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即使法律规定常回家看看，但是相应的法律责任却难以具体化。是过当还是必要的惩戒？在中国的传统中，个人置于国家、集体和社会之下，家庭也是其中一个环节，是一个类似于单位的社会单元。其次是家庭成员内部关系的义务规定。正如前文所述，自古以来，家庭就是一个被管理的单位甚或一种管理的手段，换言之，我们素来关照和强调家庭纽带和家族中的等级和从属关系。
从逻辑结构上看，该条首先强调妇女和男子的平等地位。柴某3以家中事多为由，不去探望，更是违反《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8 条、第 24 条的规定，应当予以谴责。贵州、山西、浙江、江苏等地陆续推出了《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但如何发挥其促进作用仍需探究。《反家庭暴力法》第 1 条也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制定本法。
其基础正在于第1款之规定，基于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义务要求，家庭秩序内部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等也受到了相应的调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家庭成员身份很容易遮掩掉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换言之，可能会因为某种家庭内部关系而影响个人最终的权益实现。
家庭中包含着道德、伦理、亲情、爱等无法受法律调整的事项，国家保护首先应尊重家庭的原有秩序，在立法过程中首先考量家庭成员以及家庭利益的维护，其次才是家庭可能产生的对外影响。德国学者认为，制度性保障是历史上形成的制度，最初制度是指那些具有制度特征的基本权所保障的社会生活事实之法规范总和，制度性保障是指保障这些制度中最具典型特点的传统核心内容免受立法者的侵犯。
再比如，家庭中的婚姻关系、父母和子女关系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再婚家庭、重组家庭等家庭结构的出现会自然引发婚姻法等诸多法律变革，公法上的保护内容自然也会发生调整。此种意义上，制度性保障所保障的只是一种现状，并未课予国家积极创设某种理想制度的义务。[11]对此，后文将继续加以探讨。[12]因此，首要需确定国家是否以及何时介入家庭事务。此外，还有可能会岀现，原本是个人的责任却波及家庭其他成员。[2]在公法学上，家庭甚少被关注，更多地被视为被管理的对象。
由此，我们应当从基本权利的视角来理解家庭保障的目标，即家庭保障的最终目的并非仅在于对制度本身的保护，而在于促进基本权的实现。基于其实践中所发挥的各项积极功能，它已然不单纯的是被动保护对象，而是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承担着福利、养老等方面的义务。
这种介入的正当性基础在于，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原有的家庭无法独立承担来自社会的各项风险，需要国家介入并承担保护责任。由此，如果是制度性保障，国家的保护内容应当重点在于确保既存秩序的稳定性。
我国宪法第49条为我们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规范依据，即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综上，对于家庭而言，国家的保护义务有制度性保障的面向，也有权利保障的面向。
由此，这种卫护更应以发挥现代家庭的活力、发挥其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作用为目标。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典型的如失独家庭、因病致困家庭等。因此，分析宪法规范的原初意蕴进而确定国家调整家庭事务的时机、界限以及内容，将有助于实现对家庭真正的保护。
此外，第5条规定：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三）发挥家庭的主体地位 由于我国宪法规范中规定家庭作为被保护的对象，很容易被单一地理解为家庭被动接受国家的保护。
国家对婚姻、家庭的保护学理基础也不同于母亲、儿童，前者多强调制度性保障和客观秩序维护，后者多强调权利保护。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对于家庭保护的规定是分层次的，首先是对家庭主体的保护。
[17]上诉人柴某1与被上诉人柴某2、柴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川03民终37号。由于宪法只提供基础性框架，实践中，这种保护与干预的界限便会模糊不清。
参见刘征峰：《家庭法与民法知识谱系的分立》，《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进而，母亲、儿童作为特殊的保护对象被额外加以强调。当下，作为政策制定者且在国家——家庭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的国家需要更加注重家庭主动职能的发挥，应当将家庭视为重要的发展对象，而不能仅仅将其看作是福利责任的分担者甚或是一种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和可资利用的工具。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进而，在国家履行家庭保护义务时，首要的边界在于确定家庭内部事项，尊重家庭隐私以及不能调整的疆域边界。2.禁止性条款 宪法第49条第4款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从禁止角度对于婚姻自由加以了认可，婚姻自由包括结婚时间、结婚对象、结婚方式、离婚自由等内容。
这种规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司法状况，究其本质便在于法律对于这类家庭事务无力调整。注释: [1]如后文所探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2010年5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7次会议通过）第1条之规定。
宪法第49条第2款、第3款分别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强调家庭成员间的亲情、责任、奉献等有益的文化价值。
